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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《陶庵梦忆》中有多少亡国之痛?
• 时间:2019-04-19 12:52 来源：网络整理 作者:采集侠

• 张岱在《史阙》中说：“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，故摹写不遗余力。若在汴京，未必作此。乃知繁华富贵，过去便堪入画，当年正不足观。嗟乎！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，又谁念故都风物，择端此图，即谓忠简（宗泽谥忠简）《请回銮表》可也。”张岱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看到了张择端的怀念故国之思，这画现在谁都能看到复制品，不知有哪位能看到故国之思。其实看不出来也无妨，因为据专家考证，张择端作此画时，北宋还没有亡。

  现在《陶庵梦忆》（下简称《梦忆》，其实此书的本名就叫《梦忆》）已经被评论家认定是明亡之后的作品，甚至有人据此说，既然这些散文作于清代，那么就应该划入清代的文学史。于是一个用回忆往日繁华来寄托亡国之痛、忏悔旧日荒唐的形象便渐渐成型，而阅读者也往往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形象，虽然读起《梦忆》的感觉完全是另一回事：如果真有人能从《王月生》《柳敬亭说书》等名篇中能体会到张岱的“痛”和“悔”，那也是稀如星凤了。能读出来的是奇人，读不出来的也不必着急，因为这些文章中根本就没有什么“痛”和“悔”；没有也不能怪张岱，因为他写这些文章时明朝还没有亡。

  但张岱的《梦忆》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究竟还不一样，因为张岱在《梦忆自序》中如是说：“饥饿之馀，好弄笔墨”，“鸡鸣枕上，夜气方回，因想余生平，繁华靡丽，过眼皆空，五十年来，总成一梦”，“遥思往事，忆即书之，持向佛前，一一忏悔”。这不明明白白地说明，《梦忆》就是张岱在逃亡流离的日子里追忆往昔而写成的么？而且他谈《清明上河图》说的“繁华富贵，过去便堪入画，当年正不足观”，不正是谈自己《梦忆》的创作体验么？

  依我的鄙见：张岱说的不可不信，也未可全信。可信的是，《梦忆》中有的文章确是明亡后所写；不可全信，则是因为《梦忆》中有大量明亡之前的旧作，只是在张岱心里已经注入了别样的情感。

  《梦忆自序》写于顺治三年。顺治二年，弘光小朝廷覆亡，在是年秋九月之前，张岱参加了鲁王朱以海的抗清政权，奔波于浙东各地。至年底，他见事不可为，才彻底脱离鲁王政权，入山隐居，此为流亡生活之始。他先是隐居于绍兴西南百余里的越王峥，后来行迹为人发觉，又逃往剡中。除去往来奔波，他能安安静静坐着挨饿的时间顶多也就十个月左右，而其间《石匮书》的写作最少也要占去一半光阴。张岱在不足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二百多篇高水平的散文，这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奇迹。而且，他在五十岁时“井喷”出晚明最灿烂的小品之花，那么五十岁之前干什么了？他写的东西哪去了？所以把《梦忆》的创作全部归于顺治三年，或是由于没有认真阅读《梦忆》，或者是对《自序》的误读。

  张岱从来没有说《梦忆》中的文章全是明亡后所写，而且他也并不掩饰明亡前旧作的写作时间。如卷三《南镇祈梦》作于十六岁，卷三《丝社》中的小檄作于二十二岁稍后，卷三《斗鸡社》中提到的“檄”写于二十六岁（本篇实为此檄之小序），卷二《表胜庵》的启文写于二十九岁之前，卷八《露兄》写于三十七岁，卷三《龙喷池》中的“铭”作于四十三岁（铭前文字是叙其缘起），卷八《闰元宵》中的《张灯致语》写于四十四岁，卷六《水浒牌》的缘起和卷八《合采牌》中的“叙”不知作于何年月，但肯定是在明亡之前。这九篇多为骈体和游戏文字，而谁也不会相信：《梦忆》中明亡前的旧文只有骈体而不收散体。

  《新校注陶庵梦忆》， [明]张岱著，[清]王文诰评，栾保群校注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年2月出版。

  二

  那么《梦忆》中还有哪些文章作于鼎革之前呢？其实不难判断，因为《梦忆》中有不少文章是在同一时段内写成的一组文章，只要找到一篇的写作年代，其他就自然归类了。但张岱故作狡狯，把这些文章打散，“不次岁月”，“不分门类”，让读者有一种错觉，好像全是在深山中随想随写，想到什么写什么。好在张岱爱惜皮毛，不肯对旧文随便改动，总是留下或时间，或地点，或风格的痕迹。我不会写考据论文，却偏有妄测之习，也摸索出一些“民科”级的妄测之法，下面就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略呈鄙见，限于篇幅，不多举证，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下《梦忆》诸篇的大致写作年代。

  （一）《梦忆》中有不少摹习竟陵派，具体地说是摹习刘同人《帝京景物略》风格的篇什。这些文章主要是写园林小景的，如卷一《筠芝亭》《砎园》，卷二《梅花书屋》《不二斋》《岣嵝山房》，卷七《山艇子》《愚公谷》，卷八《巘花阁》等。崇祯八年，刘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刊行，一时名噪海内，张岱对刘同人的倾心，我在别处已经专门谈了，此处略过。只说《帝京景物略》的文章古奥幽深、字锤句炼，刘侗和于奕正关在南京的屋里写了一年，心血为枯，刊出不久就相继辞世。那么张岱在颠沛流离中有这样的闲暇和心境来字锤句炼么？最主要的是，五十岁的张岱已经在散文创作中达到随心所欲的成熟境界，他还会去模仿别人么？窃以为上举诸篇，甚至可以扩展到其他风格的园林小品，全是鼎革前的旧作，具体些说，以崇祯十年左右的作品为多。

  （二）从文章中对所写人物的态度，可以判定有些篇不可能是顺治三年所写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卷八的《阮圆海戏》。阮大铖早年投机东林，被逐出后又投靠阉党，名列逆案，从此与东林为仇。张岱与他结交是在崇祯十一年，交集点是对阮大铖戏剧才华的欣赏。但在南明弘光时，正如张岱在《石匮书后集》中所说，阮大铖“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案，蓄毒未发；至北变后，遂若出柙之虎，咆哮无忌”。弘光亡后，到张岱写《梦忆序》的时候，阮大铖不仅是南明亡国的罪魁祸首，而且是卖身投降的汉奸，人人恨不得生嚼其肉的国贼。马士英流窜浙东，张岱曾亲自领兵要去杀他；阮是马的谋主，比马还要阴毒，如果张岱遇到这位“故识”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回过头再看《阮圆海戏》，那样的文章能在此时写出来么？文章中只有一句“诋毁东林，辩宥魏党”，对他祸国投敌一字不提，这像是张岱么？与此相类的还有卷四《牛首山打猎》一篇，这里涉及的人物有南明时先与马士英为一党，后又开门降清的赵之龙，对这样的一个民族败类，张岱会在此时把他添上一笔么？即使是张岱那些描写正面人物的文章也存在着这样的疑问。如卷八《王月生》，张岱结识王月生是在崇祯十一年，此后王月生先后为孙武公、蔡香君所占有。崇祯十五年，张献忠攻陷庐州，月生的结局虽然传闻不一，但惨死的消息是确实的，而且事过四年，张岱不可能没有风闻。张岱在《朱楚生》一文中尚且有一句“劳心忡忡，终以情死”的叹息，难道王月生就不值得补上一叹？与月生同为“行情人”的柳敬亭不仅会说书，在南明政局中也扮演过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，他在左良玉幕中时曾往来于驻地与金陵之间，站在正直士大夫一面与马阮奸党角斗。那么如果《柳麻子说书》一篇写在明亡之后，是不是也应该为柳麻子多加上些光彩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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